炒股配资公司开户 思想无法付印:一家20年出版品牌的告别
本次比赛在即将承办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的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综合馆举行,包括北京冬奥会冠军任子威在内的12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混合团体接力9个小项,与亚冬会短道速滑比赛项目设置相同,场馆运行团队通过举办本次比赛,重点对场馆的浇冰设施、计时计分系统、体育展示与颁奖、医疗等关键领域进行测试。
三辉图书的最后一页
2001 年,出版人严搏非和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白杰明聊天时,听到了尼尔 · 波兹曼的名字,白杰明说他写了一本叫《娱乐至死》的书。不久后,白杰明回到澳洲,寄来了一本英文版。书在朋友之间传阅,看过的都说好。严搏非决心拿到它的版权,由他的图书公司"三辉"出版。
他试着给波兹曼写邮件,但许久无回音,后来才知道,波兹曼有长期不同外界联系的习惯。在编后记里,严搏非回忆联系版权的漫长过程:1999 年,学者刘擎与他一同联系波兹曼;2002 年,学者张旭东就近访波兹曼,最后是身在纽约的朋友帮他拿到了版权。七年后,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终于由"三辉图书"策划上市。
如今,《娱乐至死》已经是讨论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时绕不开的著作,而当年争取版权的三辉,却在近期发布了关停通知。在最后一本书《碳民主》出版之后,这家经营二十年的出版公司宣布在去年十月已经停止运营——"这之后我们努力将有望付梓的书做完,《碳民主》是最后一本。"
从大观念到小切口
2018 年,小段从香港取得硕士学位,她看到了三辉图书的招聘,随手投去了一份简历。
小段是先知道的季风书店,再关注到的三辉。三辉图书公司由上海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主持。1997 年季风书园开业,以一个小书刊亭起步,逐渐扩展到 40 平方米的小店,再到遍布上海的八间分店,一度成为上海文化地标。然而,严搏非并不满足于单纯"卖书",2003 年,他创办了三辉图书公司,也想做一些图书出版工作。
简历投去不久,严搏非和另一位编辑给小段打了一个约二十分钟的微信视频。与其说是面试,更像一次聊天,在一些并不正式的问答里,小段记得严搏非穿插问了她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问题。
回想当时的答案,她觉得说得不够好,但几天后,她获知可以去上班了。
在三辉图书的豆瓣网页里有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出版都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使命:为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提供思想。"
黄翠翠曾在季风工作,后来也进入了出版行业,她始终与三辉编辑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早了解三辉时,她观察到书目更注重宏大的观念,无论是对各色主义的讨论,还是对政治和制度的关注。"你可以想象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美国立宪,把旧制度推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的激情。再比如冷战两大阵营的互搏。三辉对由观念所主宰的‘漫长的 19 世纪’和‘短暂的 20 世纪’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
就像每家季风书园摆在最显眼位置的书——政治、哲学、历史等,三辉图书也专注于思想学术类出版,而思想亟需回应紧迫的现实。《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童年的消逝》等都是由其引入国内。
"三辉让我看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德性,就是宽容。"小段发现,十余年里三辉既出版过古典自由主义作者,甚至还有著名的右翼哲学家安 · 兰德,也会引介"左翼前沿书系",她慢慢理解了面试时为何会问到那个问题,"自由主义是三辉自始至终的关切。"
三辉引介了许多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作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 · 莱维便是其中之一。莱维曾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其集中营幸存者经历。在中文语境里,莱维极为小众,但三辉系统性引进了他的作品。
作为三辉的作者、读者,夏佑至认为莱维不仅是被严重低估的作者,更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人。2022 年疫情结束后,一位朋友在群聊里提到,该如何向孩子们讲述这段历史,让他们理解身处的时代。另一个朋友提议,可以让孩子们读一读莱维。
莱维一生书写的奥斯维辛,正是三辉关注的重要主题。奥地利哲学家让 · 埃默的《罪与罚的彼岸》上市时,有书评媒体人半开玩笑地对三辉编辑说, "你们真是精神奥斯维辛人。" 让 · 埃默里也描写的是灾难过后,人的精神处境。受过酷刑的人如何带着怨恨活下去。在编辑小记里,三辉解释奥斯维辛为何重要:
"历史的权威由官方来修辞,普通人只需要与之保持一致。如此,莱维所说的‘幸存者的价值’何在,埃默里所言的‘心灵辩护’又如何有空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教训需要吸取,相反我们有太多太多历史需要敞开来谈了,多到‘有些人似乎觉得过于充溢,倒需要用权力来封禁一番’。"
电影《索尔之子》
或许是受到各种原因所限,也或许是新生力量的加入,随着时间推移,三辉的书目逐渐呈现新的色彩。黄翠翠发现,三辉的出版方向开始增加更多从小切口入手的书籍,比如关注动物福利的"我们和它们"系列,以及讨论女性困境与权利的"女书系"。
"女书系"在 2016 年策划,在当时,国内并没有太多编辑向女性主义投来目光。黄翠翠回忆,在季风工作时,每周团队会在微信上推荐 12~15 本左右值得一读的新书。在 2017 年的选书会里,她拿起一本讨论"森林权利"的书,想把它放到每周推荐的那一摞书上。"严老师当时把那本书拿了下来,放上那年"未读"出版的《醒来的女性》。他说,自然的权利现在离我们还有些远,还是先多些醒来的女性吧。"
在报选题时,"女书系"面对了一些争议,彼时 #MeToo 运动尚未兴起,女性主义也并未被大范围关注,三辉又向来以出版政治哲学和思想性著作为主,读者群中直男居多,有些编辑认为,策划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显得有些突兀。
但最终编辑部还是通过了这个选题。2020 年,《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出版时,恰逢杨笠的脱口秀引发争议,争论的声音仿佛在重复书中的话语:"她写了,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她写了,可这算不上真正的艺术。" 这本三十多年前的女性主义文论在当下引发了共鸣,豆瓣上有超过 1.3 万读者标记"想读"。
早期,"女书系"曾计划出版《违背我们的意愿》《不重要的生命》《喀布尔的地下女孩》等作品,但最终只有《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成功面世。这本书由女性主义者乔安娜 · 拉斯撰写,她戏仿经典文学评论的语调,反讽式地揭示出女性创作者面临的社会阻力。例如,夏洛特 · 勃朗特的《简 · 爱》被评价为"如果是男人写的,是杰作;如果是女人写的,就让人厌恶";西尔维亚 · 普拉斯被称赞拥有"男性头脑";乔治 · 艾略特和艾米莉 · 狄金森则因外貌和未育而受嘲。
为了让书更贴近现实语境,当时的策划编辑在豆瓣还曾发起话题"我所见的对女性创作的抑止",邀请网友分享切身经历。许多人提到,J.K. 罗琳出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时,因性别被要求用中性笔名;《鬼灭之刃》作者遭遇"热血少年漫画只能由男性创作"的偏见。"如果大家再聊几天,我甚至可以攒出一本《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2》。"编后记中写道。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 · 拉斯 著 章艳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
"书一出,有两百个人肯定是会买的"
小段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本书是《性差异的伦理学》,这是由三辉长期合作的学者张念推荐的选题,作者是"法国女性主义三巨头"之一的伊利格瑞。书中,伊利格瑞解构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及梅洛庞蒂等男性哲学家的经典文本,并尝试从性差异的视角重写哲学史。相比市面上正盛的女性主义图书热潮,这本哲学书晦涩难读,但小段决心"做得不一样"。
在封面设计上,她选择了美国现代艺术代表人物欧姬芙的作品《黑鸢尾》,并特意联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版权。同时,小段还邀请文化博主推荐这本书,并在北上两地策划了几场线下活动,邀请张念、汪民安、夏可君等嘉宾参与讨论。
"这些事放在其他出版方可能不好批预算,因为书实在太小众了。但在三辉完全可以实现,严老师对于年轻同事们的各种想法向来都很鼓励。"小段提到,三辉对营销和图书销量没有硬性要求,报销流程也很宽松。这种自由让她可以充分执行自己的各种创意,《性差异的伦理学》也在出版后不久加印,这让她坚信,"即使是难懂的哲学讨论,也依然会有人关注。"
《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 · 伊利格瑞 著 张念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
三辉的营销方法,被黄翠翠总结为"愿者上钩"。她认为三辉的读者群并不庞大,但很稳定。2015 年左右,三辉建立了一个读者群,初期大约两百人。"严老师常说,别担心,三辉一出书,那两百个人是肯定会买的。"
对于思想类书籍来说,行业的平均数是卖出两三千册大致能够回本,五、六千册则能算是畅销。
三辉的营销分两块,一块是外联,就是给媒体人、学者、博主们寄书,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推荐,但像绝大多数图书公司一样,因为没有营销经费,这块需要靠内容积累下的人望;另一块则是自媒体运营,传播书的内容时,常附加近期发生的社会议题,公众号在 15、16 年的时候平均阅读量只有 200,到了 21 年左右的时则有了 2、3k 的阅读量。
尽管如此,小众冷门的思想图书出版仍需畅销书的支撑,三辉与季风长期的营销策略,是用小部分畅销书养其他书,这一直影响继续从事出版业的黄屏。
"我始终认为,20% 的畅销书是用来养活 80% 的冷门书的。如果没有这 80% 的冷门书,就无法构建起一个丰富的生态。"她将冷门书比作维生素:"维生素用量虽少,但一旦缺乏,就会对身体造成问题。知识的积累也是如此。许多当年小众、不被看好的书,可能在几十年后,就会成为社会的基本观念之一。"后来她发现,这些想法在行业里并非共识。
虽然如此,三辉也一度陷入过译者争议。按照行业规范,出版社可以与译者签订有期限的翻译合同,时限一般与外版书的授权期一致。到期后出版社与译者续约,再次支付新合约期的翻译稿酬。但三辉则以六十元每千字的价格一次性买断了《事实改变之后》的译文版权,在行业标准中,六十元每千字是一个很低的报酬水准,永久买断也是很多译者所不愿接受的操作方式。"五年前,在签订翻译《事实改变之后》合同时,小白的我谦卑地咨询三辉图书的编辑译著版权事宜,被给了一个‘因为我们希望只要我们继续持有中文版权,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版本’这个流氓逻辑的答复。"该书译者陶小路在豆瓣动态里如此说。
《事实改变之后》(美)托尼 · 朱特 著 陶小路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在已经出版的六百多种书目中,大部分是外国引介作品,出自本土原创作者十分少见,夏佑至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
他与三辉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季风书店的书架。那时,季风书店还坐落在陕西南路,而他则在延安中路的报社工作。每周他都会抽空去书店待一会儿。"季风当时有专门的书架陈列三辉的书。对我们这一代年轻记者来说,那里是上海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那里结识朋友,形成一个自发生长的民间文化空间。"
这种生态的写照出现在"东早书评" 在 2009 年的描述里,当年三辉出品了《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作者罗伯逊来上海,严搏非邀请他来"季风书园"做客。"只要自己的作者来到上海,严搏非一定会尽力邀请到书店,而他本人肯定到场,他既是主持又是听众、提问者、总结者。"
在夏佑至看来,三辉在上海的文化生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识的许多三辉编辑,都是在其他场合结识,要么正好在三辉工作,或者辗转多个地方最终去了三辉。彼此间的联系像一条隐秘而韧性的网,"三辉有什么事,我都会很愿意参与,并不是能帮上什么大忙,而是觉得需要去维护这样的生态,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个年代,出版机构或许扮演着与今日不同的角色——它们不仅售出作为产品的书,更是人际交往的平台。追随某家出版社的读者群往往拥有相似的趣味,彼此识别,并发展出更深远的合作。
2007 年,夏佑至参与了一份名为《独立阅读》的网络书评杂志,每月一期,由不同撰稿人对新书进行评论,标语是"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这份杂志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读者,颇有些今天 Newsletter 的影子。当时,三辉的编辑也参与其中。这份杂志因种种原因后来停更,只在互联网中留下了隐隐约约的痕迹,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
再后来,他的书稿《上街》和《蒙尘记》也通过三辉出版。
夏佑至不时会去三辉编辑部逛一逛,有时看看他们的新书,有时候去看看他们的猫。"最早他们在建国西路,后来搬到上海体育场附近,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他们的编辑都比较社恐,一般就说哎来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书,给你打包。我走的时候就会带一包书走,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三辉编辑部曾经的书架之一(图片来源:三辉豆瓣相册)
编辑部养的猫(图片来源:三辉豆瓣相册)
"书出不来"
去年六月,小段完成《性差异的伦理学》后不久,提交了离职申请。严搏非没有问太多,近一两年里,陆续有好几个编辑都离开了三辉。
小段刚到三辉工作时,公司每年能出版十几二十本书,有的书经过营销后销量都走得不错。但近几年她能明显感觉到,即使有抱负和野心的同事也很难再推进选题。编辑黄屏回忆起 2015 年三辉高峰时期的情景:每个月,季风书店的新书台上几乎都有三辉的新书,那几年出版了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徐贲的一套书,以及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
2021 年,小段曾报过一本努斯鲍姆的书 The Cosmopolitan Tradition。她认为这个作家很重要,而且在当时日渐封闭的环境下,不断提及世界主义思想非常有意义。但最终,这本书因各种原因仍然没能出版。
2023 年,三辉计划出版的 26 种图书中,仅有 6 种成功上市。2024 年的情况更为惨淡,仅有 3 种书问世。在豆瓣上,一个名为"三辉初版出不来’"的书单列出了 81 本未出版的书目。这些书中,有的已联系好了译者,有的正在翻译,但始终未能见到读者。三辉的公众号上,编辑还策划了名为"初版出不来"栏目,不定期推送未出版书稿的摘录。
大多数书都卡在了选题后的送审阶段。策划一本书,编辑们首先会参考国外书讯或欧美媒体报道,发掘在市场上可行,对中国当下也有意义的选题,再进入申请报批、购买版权、联系译者、编辑等阶段。每一个环境需要的时间都不一定,但绝大多数都在审核中不再有音讯。
在购买版权之后,图书公司会同步寻找愿意合作、拥有书号的出版社,出版社接受后有些敏感选题需要送到各地新闻出版局审核。卡住的步骤往往是与出版社合作不顺,不再愿意提供书号,也有的则出现在最后的送审阶段——从购买版权到最终上市,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而现实中的政治与市场环境变化,使得这些书难以顺利出版。
电影《编舟记》
《性差异的伦理学》出版后,小段感到公司其他的书稿几乎没什么出版可能了,最终提交了离职。
她印象里,有几本自己编辑的书都没能问世——一本是五百多页的《反扑:针对美国妇女的未宣之战》,讲的是上世纪第二波妇女运动后,美国女性如何遭遇保守势力的"反扑",这本书被囊括在了"女书系"之中;以及《应得的权利》作者凯特 · 曼恩的首部专著《厌女的逻辑》,另外还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时期的回忆录《人在奥斯维辛》(People in Auschwitz)。"如果这些书能做出来,我肯定会愿意留下来。因为你到这里就是希望工作本身能产生收入之外的价值,但最后离开时的感觉是,不少付出没能得到它应得的结果。"
她也提到了"二八原则"——用小部分畅销书养更多值得出的好书。"但后面的情况是,畅销书本来就难见,其他的书更出不来,作为图书出版的业务很难推进下去了。"
编辑部曾经聊过,有没有可能去出一些其他方向的书?"但如果变成了其他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三辉呢?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方向,三辉也偶尔出过一些小说,但这毕竟不是三辉的最为人所知的,而且稍有名气小说通常需要更高的预付金,我们本身擅长做的就是人文社科思想类的书。"
黄翠翠曾经问严搏非为何做出版能举重若轻——许多国外的重磅作者都愿意选择三辉,不需做太多苦功与争抢,严搏非回她,"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三辉账上还有多少钱。"
三辉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出版生态的尝试。黄翠翠认为很少有地方能这样不计代价地出版一些涉及民主宪政、苏俄东欧历史教训和政治思想的书,编辑部尝试过很多出版不易的书。"他们之前还买过《哈维尔传》的版权,我听了都觉得很惊讶,这本书也愿意试一试,还有《戈尔巴乔夫传》也通过竞争版权后拿下。当然,彼时的出版大环境也给了大家某种可能的希望才愿意尝试,"小段说。
曾有译者向黄翠翠报过一个与奥威尔相关的选题,她知道自己所在的出版社无力出版,便推荐给了三辉。"他们说这个选题很好,但现在没法做,因为积压的选题太多了。"那时她隐隐感到,三辉可能已经赔不起了。而在今年三四月,她参加了和三辉朋友们的饭局,严搏非告诉大家三辉将关停,"书全都卡住了。"
未尽的告别
三辉关停的消息,是通过公众号上一篇平常的新书预告推送传出的。在文章的第一段,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这将是最后一本书。平日里,这类文章的阅读量不过两千,而这一篇却攀升至 1.6 万。消息迅速被关注、转发,许多人在结束的消息中,第一次听说三辉。
文章发布后,三辉的公众号依然继续更新。十一月至今陆续推出了三篇文章——三辉的作者、史学家孙隆基在上海的学术讲座活动、扬 - 维尔纳 · 米勒和徐贲谈德国政治文化,以及托尼 · 朱特的作品回顾。阅读量很快回落至往常的一两千。热潮散去,日常回归。
有连续七八年时间里,每逢新书出版,严搏非往往会撰写"编后小记",小记书评与观点。
2010 年 8 月,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由"三辉"出版上架,这本如今的畅销书在十多年前首次亮相时,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关注。严搏非在编后记中简要介绍了书的内容,随后将笔触转向译者,一位同时身为记者的年轻人。书刚送到的第一天,译者因某篇报道遭受威胁,一边躲避一边在微博上发声, "我知道我会被锁定 IP,但我发完这条微博就换地方了。之所以出来说话,就是我不怕,我所报道的都是事实"。
在网络的声援下,他最终没有了危险。"这就是我们年轻勇敢的记者。" 编后记里这样写。
小段回忆书出不来时的心态。"严老师和我们相反,他一直觉得应该相信人的理性和友爱。比如书出不来了,他会说这家不行就换一家,换了几家大家都觉得没办法了,他说那我们再换几个出版社试试。"
2022 年新书预告中,三辉"插播"了一则合作方征集,希望"寻找拥有相似关注、愿意合作的出版社"。作为一家民营公司,三辉除了策划选题和编辑成书外,还需找到国营出版社合作,为书争取书号。
然而,寻找的过程似乎并不顺利。今年三辉仅出版了三本书,豆瓣评论中出现了不少读者对其近况的讨论,三辉去哪里了?三辉还在吗?
但有另一本书,没有网络条目,不见封面宣传,曾与三辉共过交集的朋友们都在今年陆续收到了它。这是一本白色纪念册,厚厚一本,收录了这家公司从 2003 至 2023 年二十年间出版的所有书目。
"感谢所有为三辉工作过的以及帮助过三辉的朋友,愿我们都有顺利的未来!"书的扉页如此写道。不见悲伤,只有一丝不深的怅惘,如同临行前日的同学录。随书附赠的还有一尾书签,注脚般印着:思想即使无法付印于油墨,也自能散发它的光辉。
* 文中小段、黄翠翠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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